大皇帝

引子：

现在有一句话叫作“地球变小了”。相对于古代的世界，现代通讯的发达、交通的便利将世界缩小了。当我们刚刚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可以指着一幅绘制完整的世界地图向我们介绍这个世界的完整状貌，对于我们而言，这个世界是地球仪与世界地图上面花花绿绿的国家名字组成的，没有任何悬念与新奇。

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却并非如此。

古代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汉文化为主的华夏范围内。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与异域的文明进行接触。在汉代到三国这段时期，人们对于异域的知识，是由一部分人的旅行见闻和新奇想象组成的。张骞出使西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有关异域的知识，但人们对于异域的了解，却并非限于张骞出使西域所带来的狭小范围之内。如果我们阅读史料，重新走回当时的那个世界，就会发现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如此的新奇与有趣。

（一）“王怪其状”——秦王嬴政与异域人的一次碰面

三国时期有一位高僧叫作朱士行，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出家僧人，他的法号叫作“八戒”，据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的原型这位高僧“朱八戒”。他有一本著作叫作《经录》，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秦王四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于国外。】

这是我所知的史料中最早的一次与西域人接触，当时的中国正值战国末期，距离嬴政统一六国还有二十二年。这是一批佛教徒怀着传播佛教的心态来到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国家秦国，但是秦王嬴政觉得这些人长相奇怪，先将他们逮进监狱，然后就放回了国外。

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

蒋维乔认为朱士行的这段记载虽然符合情理，但是仍然存疑。不过这并不能否定这条史料的价值。假如这条史料是真实的，自然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对于异域人的一种态度。但即便是虚假的，这段记载也必定源于早于三国时期的一段传说，这段传说能够流行而最终被记录在册，同样可以说明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异域人的一种态度。

从这条史料中可见，在最初阶段，中国人对于来自异域的人怀着一种新奇的态度，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人能够带来更先进的文化，但与此同时也不是简单的就认定这些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中国人对待这些人大概只是一种感到好奇的态度：

咦，这些人真奇怪！

（二）知识的来源——旅途见闻与怪异想象

张骞出使西域，为当时的中国丰富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都保存在《史记》与《汉书》之中，这已经不必多说了。而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三国时期，所以接下来就从三国时期的记载入手。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魏国的母丘俭率军讨伐高句丽，击败了高句丽的国外位宫。位宫兵败后向东逃窜，逃到了一个叫作北沃沮的地方。王颀派遣一只偏军直追到这里，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据清末历史地理学家丁谦考证，北沃沮应当在图们江的附近。图们江地处中国与朝鲜之间，而再往北则临近俄罗斯，并在此处注入日本海。可见这个地方已地处中国北部的极东，再往东便是茫茫大海。

而王颀派遣的军队与当地耆老的交谈，则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在当时的中国极东，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有人乘船漂流往东到了极远的地方，并遇到许多新鲜有趣的见闻。比如有一个小岛在每年的七月要把一个童女扔进海里。比如一些言语不能相通的人。此外就是后世极其著名的“女人国”的传说。

在《后汉书.东夷传》里，有一条与此十分相似的记载，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挹娄人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者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两袖长三丈。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顶中复有面，与语不通，不食而死。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两条文字略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传说的内容基本相同。陈寿所记载的王颀追击位宫远远发生在《后汉书》成书之后，可是写出的文字却与《后汉书》的记载极为相似。很有可能是这些传说早就发生在后汉时期，并一直在偏远的边疆流传。

除此之外，在《后汉书》与《三国志》中还可以找到这些对于异域见闻的记载：

“弁、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十二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儿生，便以石厌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这条记载源于《后汉书》，但《三国志》在“极于此矣”之外，又有描述“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

除此之外，在《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里，还记载着其它许许多多有趣的传说，有兴趣的人自可去翻阅，这里不再多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对于异域的想象，源自于一些真实的旅途见闻，和由此而来的传说。《三国志》中那一则魏军与当地耆老的交谈就给我们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那就是当时会有一些人飘洋入海，到达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远方。但是等这些人归来的时候，他们带回的未必就是真实可靠的异域信息，而是充满幻想的传说，而这种传说以讹传讹，越传越广，终于构成了当时中国人脑海中普遍存在的异域世界。

（三）文化傲慢与否————视异域为未开化的蛮夷？

在中国，似乎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理论——古代中国人自负自己是天朝上邦，而瞧不起偏远的四夷，认为他们属于未开化的野蛮人。而这种态度发展到清朝末期，就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无知与傲慢。但是，我却仍然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种傲慢究竟应当追溯到中国的什么时期，也就是究竟起源于何时。许多人认为汉唐的强大是这种傲慢的根源所在，譬如葛兆光在研究了中国人对于异域的态度之后，在其著作《宅兹中国》就写下这样的文字：

【关于异域满族“非人”和“野蛮”的故事，常常并不来自异域的观察却来自本土的想象。古代中国人相信自己的“文明”，而想当然地认定四夷的“野蛮”，当他们仍处在这一历史传统中，挟着本土的想象去看异域的生活时，总是把一些恐怖怪异、不可理喻的事情附益在自己并不熟悉的空间里....寄寓了中国文明与中国男性的自我中心观念，隐含了对异域和异族的嘲讽和拒斥。】

葛兆光的专业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史，这段话也是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通论而阐发。但是如果以时代为界，单独考察从汉代到三国的这个历史阶段，我却觉得葛兆光的这段议论并不能成立。因为在我上述所引述的史料中，无论是女人国、矮人国还是其它的见闻，说离奇怪诞似乎有之，但“恐怖怪异、不可理喻”这八字评语就显得太过分了。不但如此，我还能举出许多与此论点恰恰相反的史料。

《三国志.东夷传》载“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无大君长，自汉已来，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其人性愿悫，少嗜欲，有廉耻”

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对于“倭国”的记载：

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也并不含贬义。

又《魏略西戎传》中对于“大秦国”的记载：

“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

【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这个传说简直就是尧舜在世！非但不是鄙视四夷，反而是赞赏有加。

由此可见，葛兆光对于中国人鄙视四夷的论断，至少放在汉代到三国这个时期是并不适合的。尽管在当时，确实流传着许许多多对于四夷怪诞离奇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并不是只贬不褒，或者说更多的来讲是并不带褒贬的。只是人们觉得，在中国以外，还存在着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地方，其心理与秦王嬴政第一次面见外国人时的心里几乎如出一辙：

啊，这些人真奇怪！

 后记：中国文化中的温柔与傲慢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在现代流传极广，甚至变成了了解当时汉代思想的唯一途径。但是，这句话很可能在当时并没有过多的含义，断章取义到现代，以现代民族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才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如果心平气和的去审视古代的历史，在汉代到三国，那种“我为上邦，彼为蛮夷”的心理并不是特别严重。尽管，在当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汉文化也有相当的自信，但绝不代表对其它文化的绝对鄙夷。

《列子》载【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无人能名焉。】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这是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家不相歧之证也。”这话未免太过幻想，没有什么根据。但无论如何，连《列子》中都有孔子说出此话的记载，可见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异族并不是那种“无知的傲慢”，而是怀着一种谦虚温存的态度。即即使在异域，也有可能有其它有文化、有教化的民族。这是一种十分温柔的文化，正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其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纯粹是晚近在的产物，是在列强的刺激下而产生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来源在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古代。

或许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纯属是晚近的产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早在明清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一种在文化上的“无知的傲慢”。然而我却觉得，这种傲慢并不能追溯到汉唐，而是要追溯到遭受危难的宋代。正是在宋代汉族遭遇危机的时候，才产生了这种文化自大的民族主义，并延续到明清。而在真正强盛的汉朝，儒家文化却是以一种温柔的面貌出现的。当然，这篇短文并不能解决这个宏大的问题，所以这篇后记也仅仅是谈我的猜测。而这篇研究三国时期对待异域态度的文章，就可以算是这个猜测的一个小小的注脚吧。